科技向善视角下主流价值传播的内涵与策略
发布日期：2021-11-15 15:31:15
科技发展是大众传播和媒体发展的推动力。但近年来，由于技术的不当使用，隐私侵犯、谣言泛滥等一系列负面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尤其在内容传播层面，以算法筛选与推送为特征的媒体产品开始出现内容单一化、浅薄化、失真化的现象，严重影响了主流价值的广泛有效传播。针对当前人与科技不和谐关系造成的技术滥用与人的异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为用新技术服务主流价值传播指明了方向，也意味着科技为主流价值服务是实现主流价值引领的应有之义。近年来，一场以“科技向善”(Tech for Social Good)为主要宗旨和倡议的研究、对话和运动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并引起政府、企业界、学术界、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参与。科技向善的提出让全世界再次深刻意识到科技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诸多问题，并从全新视角寻求共识与解决方案，从而真正激发技术之善，提升人性之善，实现社会与技术的良性协调发展。那么，到底应当如何理解科技向善？科技向善与主流价值的关系是怎样的？科技向善理念又应当如何赋能、促进和引领主流价值传播？“科技向善”理念最早出现并流行于西方投资领域，英国人保罗·米勒及其同僚希望以此理念孵化具有成长性的初创企业，并将技术创新与社会变革紧密结合。科技向善的提出给技术型企业提供了具有前瞻性和公益性的发展视角，近年来逐渐受到关注和认可。部分非营利性组织及国际发展组织，如国际家庭在线安全协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在其活动中都曾采用该理念以倡导通过数字产品实现社会目标；斯坦福大学也曾连续两年开设“科技向善”课程，培养更具责任感的科技应用人才。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该理念探讨研究的热度也不断增长，信息经济、计算机软件及应用、新闻与传媒等学科领域均有相关研究成果。总体来看，在探究科技向善的内涵时，较为普遍的观点是，科技向善的实质就是“人向善”，即拥有社会责任、道德礼法、喜怒哀乐的人驾驭技术，通过技术创造社会的善。该观点将人与技术的关系作为考察重点，并强调和肯定了人之于技术的能动性和重要性。但是，目前对于人到底如何运用自身的“善”去引导技术的“善”还缺乏深入的讨论，也缺乏对科技向善如何响应并拓展主流价值人本内涵的探析。人与科技的关系必然走向“后天人合一”。科技是人的产物。人与科技的关系，以哲学眼光看也即人与世界的关系。由此可见，更好地理解科技向善，需要放在人与世界的关系视角中进行审视。我国著名哲学家张世英将人生在世的两种结构总结为“主客二分”与“天人合一”，这两种结构又先后经历了“前天人合一”“主客二分”“后天人合一”三个发展阶段。以此类推，人与技术的关系同样经历了类似的三个阶段。在“前天人合一”阶段，科学技术刚刚降临于人类社会，并爆发出强烈的能量。人一方面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种种物质便利和心灵幸福之时，一方面也对科技产生了相对原始、纯粹甚至是非理性的科技崇拜。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技术的神话性得到加强，但是负面性也开始出现，又引发了人类对技术的反思与恐慌，甚至是对自身能力的怀疑。对伦理和情感的挑战也促使人从技术崇拜中脱离，转向“主客二分”阶段。科技与人之间的对立如何弥合?科技与人到底谁执牛耳？“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之间延绵不休的争论便是这一阶段性特征的明证与产物。然而，事物必然呈现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趋势，人与科技必然从“前天人合一”“主客二分”走向“后天人合一”阶段。张世英解释“后天人合一”为既包含“主客二分”在内而又超越之的“天人合一”。也就是说，在前两个阶段产生的对科技的崇拜、迷恋、恐惧、抵制、征服，只是对人与科技相互关系的阶段性与片面性反映。“后天人合一”承认“我”与科技的不同，但更加强调对这种对立关系的超越，从而实现主客体的相融共处、人与科技的携手共进。“后天人合一”的最终技术体现是“人联网”。海德格尔的“此在”与“世界”可以用来生动地形容“后天人合一”所主张的人与科技的关系：人在技术世界之中存在，而科技也需要在人的世界中、由人发明、由人的“灵明”引领。对于Z世代来说，他们与科技共处的关系先于对科技的认知与利用的关系，婴儿降生于科技世界中，早在他们认识到手机等智能设备是独立于自我之外的客体之时，已经在或被动或主动地使用他们了。从技术发展的进程来看，即将到来的“人联网”时代将真正从技术层面使“后天人合一”成为现实。作为“互联网”“物联网”之后的第三代网络形态，“人联网”意味着将“人体信息”和“人工智能”进行连接，也即在信息互联与物品互联的基础上实现生物信息和计算信息的连接。学者哈维尔（Miranda Javier）等指出，“人联网”旨在将人整合为物联网宇宙中的一等公民，从而为开发新型的人性化服务和应用开辟道路。因此，在“人联网”的世界里，“此在”与“世界”的关系愈加深化，人与技术也愈发难舍难分。在日益复杂的媒介化社会语境下，“人联网”概念在理论层面具有的深刻人本内涵，为解决人与科技的矛盾对立关系开辟了全新道路；在实践层面则为人、科技与观念之间的全新逻辑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当我们困惑于“科技向善”与“人向善”之间的关系时，应当从“人-观念-科技”三位一体的角度在全新的网络社会形态中锚定坐标、寻找答案。“善”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世间的德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与善相应。所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传统文明的道德观对于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建设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从哲学层面来看，所谓“善”，其实是为大部分人所认同的人生智慧和世界本质，是可以促进人类更幸福、世界更美好的认知和方法。所以，是为“大善”。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时指出，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因此，“善”与“主流价值”是一体两面的。“善”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是为人类共同命运谋福祉的，其必然也是一种主流的价值观。从“后天人合一”的角度出发，科技向善是实现主流价值引领的应有之义，需要打破人、主流价值和科技之间彼此对立和分割的关系，从“人-主流价值-科技”三位一体的角度拓展和深化科技向善与主流价值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要充分挖掘、利用和发扬科技本质特征、性能和规律中的“善”，从而开拓和丰富主流价值的内涵，促进主流价值的传播和引领。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科技推动的，技术本身有大善的一面：蒸汽机提高工作效率，无线电通信节约沟通时间，网络传播技术的普及增进人们的相互沟通与理解，等等。因此，科技向善不是人类的外在愿望与诉求，而是科技的内在要求与动力源泉。科技愈向善，则观念愈善，反之亦然。在“后天人合一”主导的逻辑背景之下，人在认识技术、系统地使用技术的过程中，逐渐获得“技术需促进人与世界的福祉”这一意识与行动能力。换句话说，主流价值融于科技之中，人不需要专门经受主流价值的教育和学习再驾驭技术，而是从小便在日常生活接触科技的过程之中默默体悟科技之善，逐渐加深对主流价值的认同。因此，主流价值包含善，同时可以补充科技向善中的人本内涵；反过来，科技向善可以丰富主流价值的内容体系，助力和引领主流价值的传播。科技是讲求“平等”的。数学公式中永远不会缺席的元素就是等号，等号代表一种真理，左边和右边永远是物质基础上相对等的。在区块链的分布式存储和数据交换技术中，数据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存在，人人都有参与使用权，这也是一种平等理念。因此，追求“平等”是科技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最终方向。以科技向善促进主流价值传播，应当充分体现科技的“平等”善，在不违背科技伦理和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前提下，在科技的界定、应用和推广过程中应当坚持听取和吸纳多元意见，坚持倡导技术平等赋权。2018年，杭州市第十一中学的“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该系统通过表情识别与姿势识别技术给学生的课堂表现打分，学生的课堂行为分为阅读、书写、听讲等6种，面部表情分为中性、高兴、反感等7种。每种行为与表情都会赋予相应的分值，一节课结束后由系统将学生本节课的表现得分呈现给老师。这个案例中，算法技术首先通过机器学习得以识别什么姿势归类为“趴着”，什么表情归类为“惊讶”。这一识别过程是中立的。然而，设计者又给系统定义了一套价值判断逻辑，“难过”的分值低于“高兴”，“阅读”的分值低于“举手”。这一做法较为简单和粗暴地对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价值判断和引导，而且在教师（管理者）和学生（被管理者）之间构建了一种非平等的地位关系。相反，如果将技术的使用权对学生进行一定的让渡，把系统识别后的原始数据结果交由学生进行分析和判断，相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学生的自我认知水平和自我管理能力。张世英认为，“后天人合一”具有“非对象性”特征，“承认人有卓越的地位，不等于认定人是主体，物是被认识、被征服的对象”。这一理论在反对主客二分的基础上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能动性。因此，在主流价值的传播引领中，需要时刻注意吸纳和体现科技的“平等”之善，在防止追求绝对平等的前提下让更多主体参与技术的使用，从而更好地克服科技的机械性短板，张扬人的非对象性优势。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加强对用户的科技赋权。2021年8月27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用户提供便捷的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一直以来，“是否推荐”与“推荐什么”的权力实际上都掌握在平台运营方手中。科技使用权的过于集中也导致了信息传播的偏狭与单一。这一管理规定的设计与提出实际上就是要突出信息传播者和消费者在科技使用上的平等地位，从而促进价值传播的全面客观与公平正义。其次，要着力提升全社会的科技素养。在追求科技平权的过程中，多元主体不但需要掌握科技使用的权力，同时还必须具备驾驭科技的能力。在“十四五”开局起步之际，党和国家大力倡导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科学精神为主线，以深化科普供给侧改革为重点，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民科学素质建设作出系统全面规划。在这一背景下，主流媒体应当更多承担起提升全民科技素养的重任，助力科技创新和应用人才培养。例如，科技日报从2018年开始发起并一直致力于以填补教育鸿沟、提升全国青少年科学素养为宗旨的“AI教育公益助学活动”，唤起公众对科普教育的关注和重视，推进城乡科技教育资源的互助。“平衡”善：以“有限”取代“无限”，以“全面”替代“片面”科技也是讲求“平衡”的。富兰克林提出正、负电荷的概念，电荷是守恒的、对称的。同样，要创建真正身临其境的虚拟现实感，VR设备需要在图像分辨率、视场、刷新率、运动延迟、音频/视频同步等参数上实现动态平衡。因此，以科技向善促进主流价值传播，需要充分发扬技术的“平衡”善，在信息量上以有取舍的“有限”取代无价值判断的“无限”，在信息质上防止以“片面”的主观性掩盖“全面”的真实性。进入数字网络时代以来，信息得以快速且大量地生产与复制，这一度被认为是科技优势的集中体现。然而，从“善”的角度出发，更多并不一定能代表更好。更多的数据收集、信息呈现、算法分析，或许仅能满足人的“解释性欲望”，即人因为自己正在被传感器等智能设备监测与记录而感到安心，似乎通过数据能掌握自己的一切。然而，实际上，每天堆满信息的显示屏只能换来人对数据的麻木，甚至不必要的焦虑。另外，在劝导性商业逻辑加持之下，更多平台和自媒体片面追求流量，依靠成瘾机制诱导用户增加停留时长和消费程度。这样的上瘾模式已经受到大众的质疑与一定程度的约束。当然，在主流价值传播过程中，也要避免从天平的一边倒向另一边，避免从提供过多无意义或负面信息倒向一味地灌输正面信息。事实上，大多数积极因素，无论多有益于身心健康，都可能会被技术过度消费。例如，各主流媒体平台尝试推出的“青少年模式”之所以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其原因之一就是算法的“失衡”，一方面提供的内容过于单一，局限于教育、美食、宠物等设计者眼中的积极或中性要素；另一方面，过于强调信息的个人匹配，虽然满足了个人的兴趣与志向，却也失却了开阔的视野与多样的可能。然而，从教育学的理论出发，人的是非观需要在善恶兼有的环境中进行培养，人的成长也万不可失去了解不同事物的能力以及接触大千世界的机会。因此，我们的媒体应当在内容传播过程中注意践行平衡理念，采用更为平衡的算法机制，一方面把握好信息舆论中善恶关系的敏感度和干涉度，另一方面处理好信息推送的个体匹配与群体匹配关系，鼓励和引导受众积极地参与、体验和培养对主流价值观更为广泛和全面的认知体系。对技术向善的实践者来说，最大的挑战就在于进行适度宽松的节制或适度谨慎的放纵，并探讨以主流价值为标准确定合理临界点的方式方法。近年来，学界和业界正在携手探索的“建设性新闻”实际上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践行“平衡”善的思路与方法。揭露问题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是为了更好地激发公众的对话和参与，是为了更好地弘扬社会的真善美。这实际上也推动了对如何在公共传播时代重塑媒体的社会价值，并由此重新定位主流价值传播理念路径的全面反思。科技是讲求“超越”的。数学中的极限、罗素悖论、超实数、射影几何、扩展的实数轴等主题均涉及“无穷”的概念，而无穷的关键在于超越边界。以科技向善促进主流价值传播，应当深入践行技术的“超越”善，大胆超越大众媒体现有功能和边界，通过开掘和发挥媒介技术的潜力主动融入并加速社会生产生活的媒介化进程，通过发挥更多社会功能、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不断创新和丰富主流价值传播的机制路径。如今，社会风险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资源枯竭等挑战不断威胁着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非国家和政府可以独立承担的，而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更需要主流媒体或互联网平台在其中充分利用媒介科技特长积极参与到国家建设、社会公益和社会治理事业中。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主流媒体和各互联网平台或利用大数据挖掘实时追踪病例增长情况、开展病毒溯源分析，或利用动态可视化、知识图谱等新技术普及科学防疫知识、助力健康传播。在脱贫攻坚战中，媒体主动出击，利用电商直播、云购物等形式探索媒介科技携手扶贫新模式，为精准扶贫提供更多信息服务、舆论支持。截至2020年12月30日，芒果扶贫云超市在湖南省42个县市开展了农产品电商直播活动，共计8164名农民入驻云超市，上架33004 种湖南特色农产品，完成直播26988场，培训新农人6000多名。32个省（区、市）350个城市的75.5万名消费者购买了184万单湖南特色农产品。芒果扶贫云超市的直播与湖南卫视大屏新闻节目中的扶贫新闻联动，直接带动扶贫农产品全网销售近30亿元。这些案例很好地体现了媒体运用新科技在服务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方面的巨大潜力。无论对于主流媒体还是互联网平台来说，服务于主流价值传播应当不仅仅停留在信息传播层面，而是要勇于超越现有边界，在媒介化社会进程中主动融入社会进步升级的方方面面，如数字应用的适老化、公益行业的数字化升级与社会创新等，多途径、多渠道、多手段承担起主流价值传播和建设的重任。更进一步，对于媒体来说，通过亲力亲为的社会责任践行，主流价值已经超越“传播”层面而进入“实践”层面。在抗击疫情中对真理和科学的追求，在脱贫攻坚中对平等和美好的向往，这些主流价值观都在媒体不断超越自身的社会实践中释放了强大的示范效应，起到了广泛的带动作用。在“后天人合一”式的技术发展阶段中，人、价值、科技呈现出一种相通相融的状态，而随着更富人本主义内涵的“人联网”建设，人因接受技术中的善意而获得主流价值熏陶，并持续以向善的价值理念发展技术，进一步推动主流价值传播力的落地、影响力的生根。挖掘与发挥技术本质中的“善”，探讨科技向善视角下的主流价值传播内涵与策略，对媒体平台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当代中国媒体平台必须实践科技向善，肩负起重塑网络社会环境、推动国家社会发展的重任，通过科技思维解决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进行一场又一场激动人心的主流价值实践。未来，基于平等、平衡和超越，对技术的挖掘开拓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在“人联网”的社会形态中，与主流价值传播密切相关的用户场景、传播逻辑和产消关系等问题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项目《协同治理视角下网络视听新业务综合治理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GD2038)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协同治理视角下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社会责任缺失与重塑研究” (项目编号: 20BXW08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顾洁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雪系该院博士研究生）